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玉文化包含着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 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取之于自然,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被看作是显示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玉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玉具有了无比的神秘宗教意义。而由于玉的外表及色泽,人们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中国玉作为中华民族的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在这个漫长的筛选过程中,“昆山之玉”也就是“和田玉”成为公认的“宝玉”、“真玉”。 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约有一百余处,中国历史上在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帝王是中国古代最高阶级,和田玉在成为真玉的同时,也就成为帝王用玉。此后,经过无数的岁月,和阗玉方才走入民间。 和田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它象一颗明珠,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象征之一。 和田玉与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谓渊源深远。我国考古学者最新研究考证并提出了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早在新石器时代,昆仑山下的先民们就发现了和田玉,并作为瑰宝和友谊媒介向东西运送和交流,形成了我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通道“玉石之路”,即是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前身。和田玉在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田玉历来是中国各民族友谊的象征物,和田玉作为历史的鉴证,雄辩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殷商开始,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代登上了华夏民族的玉坛,才出现了称誉世界的“东方艺术”,才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玉器史,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 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中形成了民族爱玉心理,“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三千多年以来,玉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们的灵感”(李约瑟)。历代诸子百家以儒家学说诠释和田玉并赋予“德”的内涵,于是,玉有十一德、九德、五德之说广泛传播,并被全社会所接受,成为我国玉器久盛不衰的精神支柱。这种寓德于玉,以玉比德的观念把玉和德结为一体;同时,又将玉与君子结缘,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玉意识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思想建树,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中国玉文化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中国玉文化的辉煌不亚于伟大的长城和秦代兵马俑的奇迹。玉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丝绸文化、茶文化、瓷文化和酒文化。玉文化包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 中国国家的产生与玉文化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取决于许多因素。但通过对玉的研究明显看出,玉在中国国家产生的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起过极大的推动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玉促进文明社会 玉促进了文明社会的产生,从而为国家产生打下了基础: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在国家形成之前,首先是文明社会的产生。文明社会所包含的现象和内容很多,比如文字的起源和应用、专门治人的劳心者阶层的形成、手工业工匠和作坊的产生、宗教和巫师的出现、工艺美术、装饰绘画及其它艺术品的大量创作和运用等。在这许许多多的文明现象中,玉器和其他文化产物相比,有过独占鳌头、特别引人注目的地位。 玉意识演化成国家意识 玉的一些原始意识逐步演化成了国家意识:同任何国家产生一样,中国的国家历史也经历过由血缘氏族组织向地域组织演进、由氏族社会向古代都市演进的历程。从村落社会到村群社会再到国家政治的过程,这是国家产生的一般轨迹,这其中国家意识的产生和形成是关键。玉图腾作为一个氏族和部落的象征,代表了当时人们已有了氏族、组织和地域组织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必然要进一步发展扩大,青铜器的使用,推动了这种发展进程。当玉器的产生和对其的追求进一步发展时,人们赋予了玉器更为丰富的观念形态和内容,这些观念和内容不再是一个氏族或一个村落所独有,它大大超越了氏族地域的界线,成为相当大范围内人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崇拜,如玉器时代的玉璧和玉琮可广泛出土于中国的各个地域,于是便产生了国家建立之初的意识现象,这些现象在《山海经》和《尚书》中有很多描述。 玉器代表的政治等级 古玉器的政治价值表现在古玉器是社会等级制的物化,是古代人们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载体。出土玉器基本上出自有身份和地位的大中型墓葬中,春秋战国就有“六瑞”的使用规定,6种不同地位的官员使用6种不同的玉器,即所谓“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从秦朝开始,皇帝采用以玉为玺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唐代明确规定了官员用玉的制度,如玉带制度。 玉推动社会发展 玉本身的性质推动了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历程:玉由于难得和稀有,成为当时人们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是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便开始了掠夺和占有,谁掠夺和占有的越多,谁的地位就越高。这种过程逐步演化,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于是就产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玉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还体现在古代关于玉的一些概念和学说上,实际上就是当时国家政治理论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下列四方面内容: (1)万物主宰说:这一学说认为玉能代表天地四方及人间帝王,能够沟通神与人的关系,表达上天的信息和意志,是天地宇宙和人间福祸的主宰。在古文字中,“玉”字并没有一点,和帝王的“王”共用一个字。《说文解字》段注解释帝王的“王”字时,认为王者即“天下归往也。”董仲舒也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说文解字》段注解释玉的字型为“三玉之连贯也”,即三横一竖象征一根丝线贯穿着三块美玉。另“皇”字则是“白”和“玉”的组合。 古文中“王”“玉”字型相同,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天地人参通”与王之连贯,两者关系奥妙,意味深刻。许多经典著作中有众多的描述,证明“三玉之连”实际上就代表“天地人参通”。《周礼·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本质上就是玉能代表天地四方,通过它,便能沟通天、地、人间的愿望和意识。 (2)天地之精说:这一学说是用天地之精化生万物的思想来解释玉的起源,用阴阳对立的观点来说明玉的本质和作用,从而把玉推崇为事物之尊者,赋予其神奇的魅力。这一学说的论点广见于各种古代文献中,例如《周礼正义》引郑注曰:“货,天地所化生,谓之玉也。金玉并天地所化生,自然之物,故谓之货。”,此外《白虎通义·考黜篇》、《财货源统》和《玉纪》等均有相同论述。 (3)道德楷模说:这一学说的内容是将玉石本身所固有的物理性质与当时社会中对于善恶、是非、荣辱、美丑等观念糅合在一起,加以拟人的解释,作为评价,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这种说法也广见于各种古代文献记载中。典型的有《说文解字》释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此字为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挈(洁)之方也。” (4)辟邪除祟和延年益寿说:这一说法相信玉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认为将玉制品供人佩饰或使用,可增加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抵抗力量,防御邪气的侵袭,扫除鬼祟的祸患,保障人和物的安全和吉祥。这种说法在古文文献中记载也很多。例《拾遗记·高辛》载:“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瑙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魅不能逢之”。同时相信玉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相信通过食玉和服用玉类可以实现永远年轻的目的。这一观念宣扬和使用得最多的大约要推道家的学术和法术了。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其中《仙药》一卷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又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等等。 玉文化与红楼梦 在中国历史上,《红楼梦》是一部著名的与玉关系密切的著作。多红学大家对饮食文化、中医文化、古建筑文化等等研究颇多,其实玉文化才是《红楼梦》的重要主题。 大家知道《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可以说是一部玉记。曹雪芹作的这部玉记,实将玉文化的精髓领悟的淋漓尽致,然而他也用另一只眼看到,“玉”已被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沦为统治阶级的至宝。 曹雪芹引用女蜗补天的神话为切入点:女蜗用石三万六千五百块,独独剩下一块未用,留在青埂峰下,此石经女蜗之锻炼灵性渐通,而进入红尘,云游一遭,又将所经历之事镌刻在奇石之上,故曰《石头记》。 宝玉之名来源于宝玉衔玉出生时所带来的那块“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的“通灵宝玉”。 曹雪芹赋予了主人公美玉般的形质,由此贾宝玉有着玉石般高洁坚贞、宽容博爱的自然本性。他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不愧为“玉兄”!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贯穿全书的轴心人物。 文中的男女主人公宝玉、黛玉,玉字边儿的同辈,以及贾府所有男人之名,都与“玉”有关,以及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器皿玉杯、缠丝白玛瑙碟子、翡翠盆……在这部传统文化的大百科全书中,“金玉”之说通贯全篇,这绝不是作者偶然为之,而是中华传统玉文化对知识分子有着深人骨髓的影响。 《红楼梦》中的玉文化被作者提到了至高、至纯和至美的境界,堪称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玉性和人性结合的最高峰。姹紫嫣红的大观园中,我们可以看到,宝玉、黛玉和妙玉走了历代士人所能选择的三条道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离尘出世。然而在风雨飘摇的封建末世,赫赫扬扬的“宝二爷”被误解为“痴”、“傻”的好色之徒,这块被寄予厚望的宝玉,竟是“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的“假宝玉”,欲补天济人而被抛弃;寄人篱下的林姑娘被斥为“小性儿”,“最是多心的”,固守“木石前盟”的爱情亦被“调包计”构陷;“槛外人”道姑妙玉爱洁成癖,却“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悲极! 空留顽石被抛弃 贾宝玉不是封建家国之“宝”,而是人格灵性之“玉”。家国需要这块宝玉来补一补“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天,然而这块宝玉却不走他们安排的“仕途经济”的补天之路,不仅“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来等事”,甚至严厉谴责君权专制、家族专制,把它们的代表人物比作“浊臭逼人”的“渣滓浊沫”。 贾宝玉这种“天下古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膺越之举,只能被满脑袋封建意识的世人看成“偏僻乖张”和“痴呆傻狂”。而宝玉其实是强烈要求补天的,他要修补这天的非人性。贾宝玉(曹雪芹)自认为并始终坚信自己是“补天济世之材”,具有“利物济人”之德,但是他并不是用“理治”、“伦常”等“祖宗之法”来补济,他向往用对人的爱来取代对人的害,用“以情济人”来对抗“以理杀人”,用一个他所憧憬的“情天”来补封建专制的“理天”! 至此,贾宝玉与寄予他厚望的君父所理解的“天”已大相径庭。本是执着筑“情天”的璞玉被强拿来做补“理天”的珍宝,美玉已被扭曲,终至一事无成,潦倒半生,“枉入红尘”,落得“情天莫补,顽石空留”的结局,乃是必然的事。这样明明是女蜗造就的补天之材,亦“无才补天”,纵有补天之意,也终究无可奈何被抛弃。 绛珠仙草还洁去 贾宝玉乃“今古未有之一人”,“恰恰只有一肇儿可对”。应金而生的薛宝钗被作者赋予“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的容貌,“无书不知”、“通今博古”的学识,且“行为豁达”、“随份从时”,有胜于黛玉的“另一种风流”。无疑宝钗是高贵的,从一开始作者就将她放到了与黛玉比肩的地位,她们各自有“宝玉”名字的一半,正如她们一个带走了宝玉“木石前盟”的爱情,一个占有了“金玉.良缘”的婚姻,然而曹雪芹却吝音一个“玉”字于她。 黛玉具有玉样高洁坚贞的心灵,一往情深的痴情,正是“宝姑娘”难有的。“藏愚守拙”的宝钗,不愧为相夫兴家之“宝”,却实难当人性骨格之“玉”。在贾府“不是正经主子”的林黛玉,这株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论容貌薛宝钗可与之匹敌,论才学史湘云亦能一较长短,其持家不及探春,作画惜春亦是能手,再加上在贾府中又不得人缘,她是如此的不完美,正如贾宝玉的“痴”、“傻”,于黑暗现实的泥淖,他们是何等的格格不人。然而他们是性灵情爱的两半,宝玉为了走自己的路,有“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痴语,黛玉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吟唱。他们绝不强颜媚俗,同流合污,而是独善其身,为此他们甘愿付出最大的代价—宝玉走了,黛玉死了。他们最终是以死亡来捍卫自己的美质不受污损,保持了玉样的纯洁。 空门妙玉落红尘 莫忘拢翠庵的尼姑—妙玉,她实乃彻头彻尾为“玉”之命运者一大悲!生已不能选择,亡亦不得而知。欲洁亦成他人园中摆设,云空却未料流落何方,沦为他人玩物。纵有玉质,无力回天,终陷泥淖中。同是孤女,同是自幼多病,妙玉这异于常人的身世,却与黛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说妙玉是黛玉的影子,此话绝不是妄言,她们身世的惊人相似绝不是偶然。妙玉就是出家的黛玉,黛玉就是红尘中的妙玉,她们在相同的背景下走了不同的路,在红尘与空门中各自抗争、追求,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下,红尘中的黛玉,空门中的妙玉,殊途同归,都逃不脱社会的栽害。 红楼二玉中,宝、黛追求自由的爱情,反对封建束缚,其离经叛道早以为人所公认。至于妙玉,不甘青春虚掷的抗争,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这些与贯穿全书的宝黛爱情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一致的。《红楼梦》里,宝玉尊女性,远仕宦的“怪”病几人不晓;黛玉的乖决也曾使人议论纷纷;妙玉则更为典型,以至于人人都怕接近她。然而,三人虽都以怪闻名,我行我素的色彩很浓,但三人内部却一直是互相敬重,视为知心的。俗语道:物以类聚。曹雪芹之所以在三人名字上都冠以“玉”字,其原因就在于在他的心目中,三人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 一部“玉记”,赞玉之美,痛玉之被扭曲,悼玉之被构陷!宝玉、黛玉和妙玉之流,他们所具有的先进性与封建末世的落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以玉碎为代价于浊世作铿锵之音。一部《红楼梦》,赞美之,痛悼之,为中国文人发出最为高昂、痛苦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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